1940年出生于湖南湘阴，60岁开始写作，曾在《红豆》《滇池》等刊物上发表过短篇小说。自2020年起，出版自传体小说《秋园》《浮木》《我本芬芳》，被文学界评论为“看见女性三重奏”。
60岁在灶台前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，此后一直笔耕不辍，耄耋之年成为作家，出版的第一本书《秋园》被誉为女性版的《活着》，作品既受到读者也受到文学专业人士的高度评价。后续出版的《我本芬芳》讲述了杨本芳自己的婚姻六十年，同样备受好评，遗憾的是她的丈夫已于上个月去世。杨本芬的大半生都在挣扎求生，直到暮年之际，才终于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意义——为普通人著书立传，她相信，她写的故事如同一滴水，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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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本芬今年82岁了，除了不能走长路，身体各方面都还算硬朗，耳不聋眼不花，思维敏捷，她甚至在70多岁的时候学会了电脑打字。
和小区里的其他老太太相比，她确实是有些与众不同的，去菜市场买菜，从来不还价，甚至也不挑拣;没跳过广场舞，不会打牌打麻将，老年人的消遣娱乐她基本都不沾边。但大家一点也不觉得她各色，每天她都会遛弯到小区的中心广场，和其他老太太坐在一块儿晒太阳。她话不多，但喜欢听别人讲故事，或许是因为自己经历过苦难的缘故，所以她有极强的共情力。大家也都愿意找她倾诉，事实上，她接下来的两个长篇的素材，都取自她身边的老姐妹们。
杨本芬现在正在创作的小说，写的就是其中一个姐妹的故事:结了三次婚，有三个女儿，如今在小区里捡破烂维生，她这一辈子都是在不屈与抗争中决然走自己的路。在这三言两语可以概括的生平之下，是千言万语也道不尽的此生际遇。谁说只有宏大叙事才值得著书立传?芸芸众生中的女性，也都有事可说，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可以被冠以史诗。听多了故事，杨本芬常觉得不忍又或是共情，就都记录下来。
“她们愿意你写她们的事儿吗?”
“愿意啊，还有人专程跑到我家里来，跟我讲她的故事，请求我写成书，她们都希望自己的人生能被记录下来，这样才算没有白活这一遭吧。”
四平方米的厨房，在抽油烟机的轰鸣声中，在等汤滚沸的间隙，杨本芬坐在一张矮凳上，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，开始动笔书写自己一家人的故事。
那是2003年，此前不久，她的母亲梁秋芳(杨本芬作品《秋园》的原型)在湖南老家病逝，整理遗物时，她发现藏在老人家棉袄口袋里的一张纸条，上面是母亲以重要的时间节点，给自己写下的一段生平记述“:一九三二年，从洛阳到南京，一九三七年，从汉口到湘阴，一九六年，从湖南到湖北，一九八年，从湖北回湖南，一生尝尽酸甜苦辣，终落得如此下场。”
被巨大悲伤冲击的杨本芬，回忆起母亲颠沛流离的一生:梁秋芳1914年出生于洛阳的一个中医世家，父慈母爱，衣食无忧，还得两个哥哥护佑，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，可12岁那一年，一场意外之灾夺走了父亲和两个嫂嫂的生命，自此家道中落;18岁嫁给南京政府的一名小职员，过了几年好日子;1937年，随丈夫回到湖南湘阴，从此在乡间生活了20多年，丈夫是五谷不分的文弱书生，她只能逼迫自己扛起8口之家的重担;46岁时丈夫病逝，困顿的梁秋芳带着孩子回到洛阳娘家，却投靠无门，失望返程，途经武汉，由老乡介绍到汉川马口，嫁给一个当地人，过了一段安定日子，可她最疼爱的第五个孩子，却不幸于1966年溺水身亡;1980年，第二任丈夫去世，梁秋芳回到了湖南湘阴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20余年;2003年，在摔了一跤后，缠绵病榻二十余日离世，终年89岁。
杨本芬的爱犬毛毛，是一只10岁的博美犬
一个平凡的中国女人的一生，她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，接受命运的种种考验，生儿育女，辛勤劳作，挣扎过，绝望过，也幸福过。这是杨本芬决心提笔给母亲作传的初衷，她意识到，如果没有人记下这些事情，母亲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被迅速抹去。那终有一天，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也将被抹去，就像一层薄薄的灰尘被岁月吹散。“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真的来过这个世界吗?经历过的那些艰辛什么都不算吗?”
当杨本芬将写作之念付诸行动，便仿佛打开了记忆的闸门，母亲的坚韧与美好熠熠生辉，指引着她文思如泉涌“。只要提起笔，过去那些日子就涌到笔尖，抢着要被诉说出来。我就像是用笔赶路，重新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。”
一盘水果，一盏台灯，稿纸和笔，就是杨本芬的写作日常
而杨本芬在写母亲的故事时，一些消失了的人与事也纷至沓来，原本零星散乱、隐隐约约的回忆，在动笔之后互相串联，又唤醒和连接起更多的故事。此后的几年间，她陆续写完了以乡亲们为主角的《浮木》。“我写了我们一家人如何像水中的浮木般随波逐流、挣扎求生，也写了中南腹地那些乡间人物的生生死死。这些普通人的经历不写出来，就注定会被深埋。”
她常常才写几行，泪水就模糊了眼睛，但书写的过程温暖了她心底的悲凉。
写故事的稿纸积累了厚厚一沓，出于好奇心，杨本芬曾称过它们的重量——足足八斤。
当时和杨本芬生活在一起的是二女儿章红一家，章红是出版社的编辑，她鼓励并支持母亲写作，她不仅是杨本芬的第一个读者，也是她的第一任编辑，在帮助母亲梳理完稿件后，她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沉重的记忆。
年轻时和家人的合影，在墙头挂了许久
2009年，她尝试着将它们一章章贴在了天涯社区的“闲闲书话”里，陆续有很多的读者开始追更。那一段时间，杨本芬每天都会坐在电脑前看读者的反馈，并叮嘱女儿帮自己回复每一条留言。之后为了不过多占用女儿的时间，她决心学习上网和打字。
正是网友的留言，给了杨本芬继续写下去的动力和勇气，《我本芬芳》就是在她成为网民后，用电脑书写完成的自传体小说。相比母亲经历的少年丧父、中年丧偶、晚年丧子的悲凉人生，杨本芬这一辈子尚算平顺，她的最大憾事是渴望读书学习的心愿始终没能很好实现。
少时因为家贫，作为家中长女的杨本芬，要帮母亲做家务，又要带弟妹，所以直到11岁才等来一个读书的机会。每天摸黑起早做好全家人的早饭，再风雪无阻地走12里路去学校，放学回家以后还要缝衣服挣钱，就是这样艰苦的求学时光，也一样让她甘之如饴。
小学毕业，为了分担养家重任，杨本芬没能继续读书，直到弟妹长大，在母亲的支持下，她考上了湘阴工业学校，可眼看要毕业，学校却停办，拿不到毕业证。走投无路的她带着仅有的3元钱，辗转来到江西，在半工半读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，上了不到一年学，又被选中下放到农村。
人生至此，除了结婚似乎已别无选择，经人介绍，20岁的杨本芬嫁给了铜鼓的一个医生，婚前她提出的唯一条件是:送我读书。但随着孩子出生，这一愿望终究还是落空。
杨本芬的青春年华都是围绕着灶台和孩子转，在做了十几年的家庭主妇后，32岁的她才得到一个机会，去县里的汽车运输队上班，但因为参加工作的时间比文件所规定的晚了几天，她一直都没能转成正式工，“长期临时工”的特殊身份一直成为她内心的一个创伤。
虽然再没有机会求学，但读书是杨本芬终生的爱好，在湘阴工业学校的时候，她办了一个借书证，白天时间不够用，晚上就打着手电，躲在被子里看书《红与黑》、《羊脂球》......很多外国小说就是在那个时候读的，那也是她人生里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结婚以后，尽管有做不完的家务活儿，但只要听见谁手上有一本自己没读过的小说，杨本芬就一定想方设法借来，抽出一切空当来读书。
杨本芬家中放满书的书柜，她一直以来都保有读书的习惯
另一方面，她也将自己未了的心愿都寄托在了孩子们的身上。1979年，章红17岁的姐姐参加高考，差三分达本科线，老师劝说读中专，杨本芬说什么都不愿意，在征求孩子的意见后选择了让女儿复读，一年后女儿果真考上了重点工学院。三个孩子后来都上了大学，这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不多见的事情，杨本芬也把这视为自己人生最欣慰的成就。
在大女儿1岁多的时候，杨本芬带她去郊游，路过一片茶林，远远望见采茶女的身影穿梭在葱茏的绿意中，令人沉醉的景象让她有感而发地写出了一首抒情诗，寄给当地一家杂志社，竟被刊用，那是她最早一篇被刊出的文学作品。
一晃眼，近一个甲子年过去，杨本芬在厨房写作持续了20年后，章红的一位朋友将书稿推荐给了相熟的出版社编辑，《秋园》终得以在2020年问世，竟取得了不俗的销量成绩，更重印了19次，印数逾20万。此后她以一年一本的速度出版了《浮木》与《我本芬芳》，每本印数都达10万册。这让这位80岁的奶奶收获了“畅销作家”的新身份。如今身边投向杨本芬的都是羡慕的眼光，在外人看来，她一生平顺，子孙满堂，暮年还能收获名誉，是多么幸福和完满的人生，但她自己却说:”幸福是什么?我真的不记得了，也许只有痛苦才让人刻骨铭心。写那些回忆并不开心，是很痛苦的事，但我就是想把他们记下来，因为真的很想念我的那些已经离去的亲人，写作的时候就好像又跟他们讲了一次话。”
只有女儿章红觉得自己的母亲一生大部分的时光只是在“活着”，为生存，为家庭奔忙，她的精神世界是不被满足的，尤其是在情感层面。在《我本芬芳》里，杨本芬就曾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一个女人不被看见的孤独、不被欣赏的失落、不被尊重的委屈，并掀起了讨论中国式婚姻的热潮。在章红眼中，父母都是难得的好人，只是性格合不来，年少时的她也曾困惑，他们为何不选择离婚?然而他们却在一起同风雨共患难地走过了60年，情感这件事真是冷暖自知，正如杨本芬在书中所言“:婚姻的不幸福大概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，谁也讲不出个子丑寅卯。”
如今，90岁的丈夫患有糖尿病，大脑也有所退化，生活不能自理，杨本芬像一个护士一样照顾着他，不仅要为他注射胰岛素，因为要时时关照他喝水、起夜、盖被子，夜里很少能一觉睡到天光。
杨本芬正在照顾比自己大7岁的丈夫的画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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