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帝制与盛世：汉唐明的时代公元1500年之前》李晓鹏 著 天地出版社
明弘治十七年（1504年），首辅李东阳被派遣到山东曲阜祭孔，一路他做了不少调查，比如发现田地里夏天种的麦子已经枯死，而秋天该种的麦苗也没有种上。河道两侧纤夫没有完整的衣服穿，下地干活的农民面黄肌瘦，民间盗匪猖獗，尤其是青州地区治安问题尤其严重。从南方而来的流民说，江南、浙东都是逃难的流民，纳税人减少，军队兵员空虚，仓库里粮食储备甚至不够十天。如此这般，李东阳在给明孝宗朱祐樘的奏章说道：“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发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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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祐樘在读过奏章后大为震惊，他想起了一件事：之前他想任命刘大夏为兵部尚书，而他多次推托。直到朱祐樘下了死命令，年近七十的刘大夏才勉强接受。朱祐樘问刘大夏：“为什么朕多次任用而你当兵部尚书，你都以病推托？”刘大夏说：“臣老了，而且有病。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了，万一出乱子，兵部就要负起责任。而我估量自己没这个能力解决问题，所以推辞不受。”
这次朱祐樘在读过李东阳的奏章后，又想起了刘大夏，连忙召见想问个清楚。朱祐樘提到自太祖开国以来，征敛有常，为什么还会有今天的状况？刘大夏说道：“问题就在于没有做到征敛有常。比如广西每年取木材，广东每年取香药，这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，这只是小事，其他的各种征敛可想而知。”朱祐樘又问了军队的情况，刘大夏说军队和百姓一样穷。驻扎军队虽然每年有口粮，出征有补贴，但一大半都被将领们克扣了。朱祐樘想到，既然国也不富民也不富，银子都去哪了呢？
朱祐樘想到了这里，叹息自己虽然当了这么久的皇帝，却不知道天下军民穷困，于是下诏严禁无常的征敛，但根据之后的情况看，政令只管了一时，之后又恢复了原样。
被《明史》称为与汉文帝、宋仁宗齐名的明孝宗朱祐樘，确实有着儒家优秀君主的言行，但是在他治理下的国家更好了吗？事实或许并非我们想的那样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李晓鹏，以经济学思维与数据分析方法，探究历史上王朝政治的治国效用。以《帝制与盛世：汉唐明的时代公元1500年之前》一书，讲述汉唐明这三个大一统王朝的经济、军事、民生状况，尤其是作者并非从传统的儒家道德的层面来评价王朝政治，而是从经济学的角度阐述王朝盛世背后，民间的真实情况，再对帝王传统的评价和执政得失做出分析判断。全书始终贯穿一个问题——儒家思想中理想的君主是否能治理好天下？
作者认为在《明史》中的仁主代表明孝宗朱祐樘，在书中的记载背后还有着另一层看法。朱祐樘是一个按照帝国储君培养制度训练出来的皇帝，他5岁被立为太子，17岁登基，接受了12年的储君教育。没有挫折顺风顺水的太子之路让朱祐樘的人生观更为理想化，在他的心目中，完美的世界就是儒家思想描绘的世界，只要是圣君贤臣当政那就能治理好一切。
朱祐樘一上台就效法父亲，革除上一代遗留的弊病。首先他先把父亲重用的那帮国师、法王、和尚都给赶走了，然后把宦官梁芳下狱，流放奸臣李孜省，罢黜了靠投机逢迎上位的首辅万安，前后驱逐了一千多个名声不好的官僚。
在这之后，朱祐樘起用了一批公认品德高尚的儒家官员。皇帝特别勤政，除了坚持天天上早朝之外，还增加了午朝，开辟了文华殿议政，利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讨论治国方针，他对政事亲力亲为从不让太监代劳，不修宫室，不近女色，听取臣下建议不独断专行，也从不廷杖大臣。朱祐樘一辈子努力做一个儒家理想君主的模样。但正如前文所述，这样一个君主并没有带来百姓生活的提升，反而让百姓生活困苦，贪官污吏横行。而当朱祐樘明白这些时，已经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了。
作者在书中无情揭露这种儒家治国理念中的虚伪之处，朱祐樘是个勤政的皇帝，那些大臣们经常和皇帝在朝堂上讨论国家大事，大臣们畅所欲言，皇帝从谏如流，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美好。但散会后，决策布置下去了，下面很快就返回了报告，无非是皇上的决策很棒，革除了弊病，民心大悦，形势一片大好。而实际上，下面几乎什么也不做，只会写漂亮报告应付上面，该强占民田的强占民田，该收钱干预司法的继续收钱。
儒家的治国理想很美好，但看重的是人性中善的一面，认为君主以身作则，官僚们上行下效人人向善，天下就美好了。但忽略了人性中恶的一面，而且只要有一点恶就能激发起无穷的恶。作者并没有否认儒家思想中善的重要性，并认为按照那套逻辑确实是有向善的影响力能被激发出来。他主要认为，忽略了恶的影响力，让善没有应对恶的措施，善并不能保护自己不被污染，这是人性的弱点，更是儒家理想的盲点。
皇帝通过战争获得权力，而依靠儒家学者治理国家，这让儒家学者们在文化教育和信息传递中占据了优势，儒者官僚在利益的驱使下形成文官集团，并且通过以上两种权力的垄断对皇帝和政权形成控制。那些创业之主往往能看透这些，不受文人集团的控制，反之那些长在深宫里的皇帝，被教育的对仁义道德的感化力深信不疑，紧紧地依靠文人集团，那些被放大的善与被忽略的恶，让皇帝都无法理解。皇帝完全想不到，自己身边那些学识渊博、以天下为己任的贤臣们，会为了个人私利和小集团的利益无视法律。虽然后世对明孝宗的个人评价很高，但这评价是出于儒家的价值立场。如果看汉文帝之后的吴楚七国之乱、宋仁宗之后的王安石变法以及明孝宗之后的变法，就知道在儒家标准之外，社会究竟是怎样的。
这本书不以传统儒家的价值观来评价得失，而是以社会实际情况来分析当时的社会状况，清晰展现了盛世开创的制度基础、士大夫的著史心理，以及君臣在治理上的博弈。
（原标题：制度如何训练出职业皇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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